浙江溫州人夏鼐（1910年-1985年），1934年清華大學歷史系畢業(yè)。1935年留學英國倫敦大學，后獲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。1943至1949年，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（簡稱史語所）任研究員。夏鼐是新中國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導(dǎo)者和組織者，中國現(xiàn)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，曾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，為中國科學院院士。

　　1944年至1945年，夏鼐和向達等負責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省境內(nèi)的考古工作，調(diào)查發(fā)掘了敦煌的佛爺廟、月牙泉、玉門關(guān)，寧定（今廣河縣）的陽洼灣，民勤的沙井，武威的喇嘛灣，臨洮的寺洼山，蘭州的青崗岔、中山林、太平溝、十里店等遺址和墓地，時間在新石器時代、青銅時代、漢代至唐代，有許多重要的收獲。1945年，通過寧定縣陽洼灣齊家文化墓葬的發(fā)掘，夏鼐第一次從地層學上確認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齊家文化，從而糾正了原來關(guān)于甘肅遠古文化分期問題的錯誤判斷。根據(jù)發(fā)掘的層位關(guān)系修訂了傳統(tǒng)的學說，標志著中國史前考古學的新起點。

　　1943年11月，夏鼐在四川南溪縣李莊的史語所工作，所里派他將赴西北考古調(diào)查，于是他開展案頭工作，“摹繪《甘肅通志》所附（嘉峪）關(guān)外三縣地圖。”“描摹沈子敦《元和郡縣志補圖》中河西節(jié)度使所屬之三圖。”“取乾隆《肅州志》以校常鈞《敦煌隨筆》。閱拉鐵摩爾《亞洲內(nèi)陸的中國邊境》。”“閱抄關(guān)于河西四郡的古地理。”使他對甘肅河西地區(qū)的歷史地理有所了解。1944年4月4日，夏鼐從重慶珊瑚壩機場登機9時許起飛，12時半至寶雞，降落機場有乘客上下。一會兒起飛，經(jīng)過隴山，過了十幾分鐘便看見蘭州城。出了機場，看見向達，一同乘車進城，住國立甘肅科學教育館（今蘭州市委院內(nèi)市政協(xié)樓）。

　　期間，夏鼐以蘭州為基地，前往河西、臨洮、青海考古，然后返回蘭州休整，作初步研究，最后將文物資料，完整運往南溪縣李莊的史語所，為后續(xù)研究奠定基礎(chǔ)。今據(jù)《夏鼐日記》，將20世紀40年代中期，夏鼐在蘭州情況記述如下。

　　游覽蘭州名勝古跡

　　1944年4月8日，夏鼐到木塔巷，尋覓木塔寺遺址，未果，遂出水北門，至鐵橋，見黃河皮筏漂流。到普照寺，寺院已被日機炸毀。寺西南側(cè)為省立圖書館。出東稍門，至段容思祠堂，見“理學名臣”牌坊，“段容思故里”碑。繞道郊外，從廣武門進城，見農(nóng)民耕種，“間有石子及砂鋪田上，以免水汽過分蒸發(fā)”。菜苗蓋以陶碗，“或以防霜雪歟”？

　　4月9日，游城隍廟，有人燒香求簽。到莊嚴寺，見李溥光書“敕大莊嚴寺”木匾仍懸掛在大殿上，殿后壁上倒坐觀音，雖大半剝落，但畫技高妙，“疑出宋明高手”。

　　4月15日，夏鼐游覽金天觀，見到《老子八十一化圖》壁畫，認為“佛傳圖畫較多，而道觀畫老子應(yīng)化事跡殊罕見也”。即登華林山，未曾尋到薛王坪遺址。逶迤南行，游覽滿城，這座建于乾隆三十七年城堡為西北醫(yī)專（蘭大醫(yī)學院的前身）的校舍。

　　開展蘭州考古工作

　　1944年4月14日7時，夏鼐、向達從蘭州城內(nèi)國立西北技藝?？茖W校（簡稱“技專”）辦事處，搭乘拉拉車（兩匹馬或騾拉拽 的橡皮輪車），8時許開車，經(jīng)西津橋南折，經(jīng)駱駝巷、十五里鋪抵西果園技專（今蘭州看守所址），已11時許，行程30里。夏鼐與向達不待休息，步行到青崗岔，從農(nóng)民家中見到兩個陶瓶，為齊家文化之物，主人不肯賣。又步行曹家嘴，無所得，遂回技專。下午，夏鼐獨自登土門后山，覓得9片彩陶，有方格紋、鋸齒紋，為紅黑二色條紋。此為首次在西果園一帶考古。

　　第二次在1945年3月16日，由技專校舍走到曹家嘴遺址，山坡上有彩陶碎片。遺址為沿坡三級梯田，田中彩陶碎片甚多，亦有繩紋灰陶，撿的花紋不同者數(shù)十片作為標本，又有石器碎片及一橢圓形之石刀。撿得彩陶二片，骨鉆、繩紋陶片及灰陶器口部各一。

　　3月17日晨，夏鼐從技專赴曹家嘴遺址，攝二照片，撿得彩陶片數(shù)片。3月18日， 在西果園蕭家莊，公路所切割之側(cè)面上發(fā)現(xiàn)灰層，厚、寬各1米余，似為灰坑，其南尚有灰土一層稍薄，灰土中發(fā)現(xiàn)繩紋灰陶二，木炭屑及獸骨。又上王家坪，似為馬蘭臺之一部分，撿得黑彩紅陶及繩紋灰陶各一片。詢之老農(nóng)，據(jù)云耕地時亦常遇到此種彩陶片。過一深溝后為牟家坪，地形與王家坪相似，僅撿得繩紋灰陶片一。飯后余又獨自沿公路北行，至下土主廟后之山上，撿得灰陶口器一片，壓紋（平行線紋）陶二片，在廢堡之西，撿得石斧殘片二、殘?zhí)窄h(huán)二、彩陶數(shù)片。至上土主廟，即技專背后山上，農(nóng)田 中撿得彩陶片二，北壁有一屈肢葬半露于外，稍東之壁上亦露出肢骨殘片及一繩紋陶片。3月19日，上到與曹家嘴隔溝相對一臺地，亦為一遺址，側(cè)壁有灰層夾有陶片，農(nóng)田中有彩陶，又撿一完整之石斧。史前先民即住在臺地上。

　　1945年12月8日，夏鼐與握橋中國銀行辦事處吳良才，赴太平溝（華林山九間樓南）黃土臺地，為彩陶期遺址，有彩陶碎片頗多，與半山馬廠期相同，系灰層駐出土。12月12日，與吳良才又赴太平溝，作Ａ、B二地之剖面圖，又掘得石器及陶片多件，內(nèi)有一小石斧，頗精巧。又于其北地面上撿得彩陶數(shù)片，齊家式柳條紋細紅陶二片。崖壁間露灰土及帶砂紅陶片，似亦屬彩陶文化，惟雜有柳條細紅陶，與A、B二處之情況不同。

　　發(fā)現(xiàn)《新建玄帝廟碑記》

　　1944年11月10日，夏鼐一行完成河西調(diào)查任務(wù)后，東返住至沙井驛打尖，在道真武廟中發(fā)現(xiàn)《新建玄帝廟碑記》，由肅藩開化王撰，并鐫刻“開化王圖書”印章，由莊浪庠后學生臣俞化龍書。夏鼐遂抄錄入日記，茲錄碑文如下，并略加解釋：

　　“莊浪沙井驛距蘭四十里，南津黃河，北抵煙塞，惟東西往來通一途，為是甘、肅邊隅之喉襟也。嘉靖三十年北虜出沒茲地，居民不勝擾害。時鄉(xiāng)耆李秉儒長子李楫值罹虜鋒，儒母吳氏亦躋子后，更不知所在。儒痛母無蹤，禱祈玄帝，望賜陰佑，愿建祠宇，仰答神庥。果協(xié)靈顯，乃獲母尸于巖谷中，遂創(chuàng)廟一區(qū)于驛東門外。規(guī)模正殿三楹，巍然壯麗，用安玄帝等神，左右相望，圍以垣墻，前置重門，題以方額，堅致華敞，足歷永久，殿中嚴設(shè)神像，壁間復(fù)繪眾神，遠近來觀，莫不肅然起敬。肇工于嘉靖三十六年春二月，落成于冬十月。儒以麗牲之后，欲假辭刻。無何儒亦淪亡，既湮且久。今萬歷辛卯夏四月，儒子李檀具啟乞予文，用垂不朽。又因僧明霖與李子親誼，義不可辭，遂撰文以紀顛末。予謂能御大災(zāi)，能捍大患，以安生人者，以全五谷者，征諸祭法，于祠為稱，我國家明制度，尊祠祀，詎無意哉？亦為生民計耳。茲覽儒子建廟之由，實為神靈昭感，庇成孝道，擬之捍患御災(zāi)，功罕與比，故致人加敬事，而建祠奉祀，良有以也。矧玄帝名號，迥出眾神之上，威靈流動，尤無往而不在 ，故人賴神以安，神依廟而立。雨時旸若，物阜民安，又在赫奕之不可揜者，茲固建廟祀神之本意也，庸可以幻妄目耶，予故不靳其請，用敷數(shù)語于末，以為碑記。

　　萬歷拾玖年歲次辛卯四月吉旦 弟子李檀等頓首立石”

　　據(jù)《明史》卷101《諸王世表二》頁2692載：開化王系明太祖庶十四子朱楧后裔。第一世開化王為肅靖王朱真淤庶六子朱弼枳，于嘉靖中封開化王。第二世為朱弼枳庶一子朱縉燧，于萬歷九年以鎮(zhèn)國將軍改封長子，三十八年卒。第三世為朱縉燧嫡一子紳□（《明史》缺一字），于萬歷十一年封長孫，四十二年襲封。第四世為朱紳□庶一子朱識鑒，萬歷二十年封曾長孫，改封長子，既而襲封。這說明萬歷九年到四十二年，開化王空缺，而《新建玄帝廟碑記》明確記載萬歷十九年開化王曾撰寫碑文，這表明《明史》所載有誤。

　　此碑云：“莊浪沙井驛距蘭四十里，南津黃河，北抵煙塞，惟東西往來通一途，為是甘肅邊隅之喉襟也。”是見于記載的關(guān)于“沙井驛”這一驛站名稱的最早記載。因為目前能夠看到的明代史料一般稱此地為“沙井堡”，這說明沙井驛在明代已被納入全國的驛遞網(wǎng)絡(luò)，在溝通中原與西北的交通、通訊中擔負著重要作用。因為沙井驛南面是黃河渡口，亦即“南津黃河”的意思，這個渡口即是漢魏十六國以來的金城津。沙井驛“北抵煙塞”，就是說沙井驛北面靠近邊塞，也即明長城，這里的明長城是在漢長城的基礎(chǔ)上構(gòu)筑的。長城上置烽燧報警設(shè)施，故名“煙塞”。這樣險要的位置，使沙井驛成為東西往來的唯一途徑，也是蘭州，乃至中原地區(qū)，通往甘州、肅州、西寧的咽喉之地。

　　正因為沙井驛是咽喉之地，韃靼部族經(jīng)常驅(qū)兵南下，飲馬黃河，大肆搶掠，居民不勝侵害。嘉靖三十年（1551年），沙井驛鄉(xiāng)紳李秉儒的長子李楫及其母吳氏，遭遇韃靼騎兵侵擾，不知其蹤。李秉儒甚為痛苦，就焚香祈禱玄天上帝，冥冥中保佑母子平安，發(fā)愿建廟宇，以報答神靈。不久，李秉儒于北山巖谷中發(fā)現(xiàn)其母遺骸骨，予以安葬。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二月，還愿開工，在沙井驛東門外創(chuàng)建一所廟宇，十月建成。正殿三間，正中彩塑玄天上帝神像，左右兩側(cè)為其他神像，彩繪壁畫，表現(xiàn)眾神巡游、施法降魔驅(qū)妖、普濟眾生的畫面。建圍墻，前開山門、大門，山門之上置方匾，鐫刻“玄天上帝廟”。整所廟宇小巧玲瓏，但正殿不失巍然壯麗之氣象。李秉儒擬刻碑（麗牲） 記建廟始末，不久故去，一直延宕到萬歷十九年（1591年），其子李檀上書請開化王撰寫碑文，因開化王與明霖和尚友善，而明霖與李檀為親戚，義不可辭，遂撰就這篇文采斐然、富含史料的碑文。

　　這通碑文含有三點重要信息：

　　一是沙井驛鄉(xiāng)紳李秉儒富有財力，能夠獨自出資建成這所廟宇，但不知道其財力來自地租，還是經(jīng)商？

　　二是歷代明肅王好道，常與道人羽流往來，例如肅莊王朱楧與虛玄子孫碧云常在金天觀論道。后世肅王愛起道號，例如肅靖王朱真淤道號為光霽道人。而開化王與僧明霖友善，說明肅王也與佛教徒有往來，這是歷代肅王中的特例。

　　三是彰顯明代玄帝崇拜的習俗。碑文稱：“矧玄帝名號，迥出眾神之上，威靈流動，尤無往而不在 ”，能夠保佑民眾平安，能致晴雨適時，氣候調(diào)和，物阜民安。明朝人何以如此崇拜玄帝呢？這還要從兩方面說。玄帝別稱玄武神，它地在北方，是五行中的水位，水為萬物所需。四靈中的東方之神青龍，西方之神白虎，南方之神朱雀，皆為一物，唯獨玄武為二物，即龜與蛇，與眾不同，故信眾認為玄武有超群之處，因此奉祀特別隆重。況且，水火二物對人甚為重要，預(yù)防甚嚴。玄武位在北方，屬水，水能防火，所以供奉玄武的現(xiàn)實目的是防范水火二災(zāi)。此其一也。其二，宋朝因避宋圣祖趙玄朗的諱，改玄武為真武。明代崇祀真武，始于明太祖而大盛于明成祖，《明史》卷50《禮四諸神祠》載：真武，“太祖平定天下，陰佑為多，嘗建廟南京崇祀。及太宗靖難，以神有顯相功，又于京城艮隅并武當山重建廟宇。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，而武當山又專官督祭事。”這是說明太祖打天下，明成祖奪帝位時，多由真武暗中相助，這顯系編造的謊言，是為他們奪江山蒙上神秘色彩，讓諸官士人百姓相信他們得到帝位是天授的神給的。于是在南京、北京建真武廟，歲時祭祀，并派官到武當山督促祭祀。正因為真武助兩代明天子得天下，故明代上至京師，下至各府州縣，乃至鄉(xiāng)村遍建玄武廟，并將玄武推崇至“眾神之上”，甚而按照明成祖的容貌塑造真武像——披發(fā)跣足，仗劍踏龜蛇。

　　與友朋切磋學問

　　抗戰(zhàn)時期，蘭州為大后方，東南淪陷區(qū)學者名流避居蘭州，或過往蘭州，呈一時之盛。夏鼐與這些人多有過從。

　　夏鼐所住國立甘肅科學教育館，館長袁翰青為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、有機化學家，夏鼐將西北考察團所得文物資料，通過袁翰青藏于科學教育館倉庫。后來憲兵通信連借用此庫，作為無線電收發(fā)處，袁翰青即派館員王友德及一工人，協(xié)助夏鼐將文物，裝馬車，轉(zhuǎn)藏通信連所轄廣福寺大殿。

　　夏鼐多次在蘭州寓所，請來學者，觀賞河西所的漢簡、唐寫經(jīng)及其他標本，使他們大開眼界，深感甘肅文化之深厚。其中有袁翰青；西北師院教授何樂夫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、西北師院教授方永蒸；圖書館學家、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博士、西北圖書館館長劉國鈞；甘肅省立圖書館館長劉子亞；國立敦煌藝術(shù)研究所研究員、國立中央圖書館簡聘編纂蘇瑩輝等。

　　西北師院中文系李嘉言教授進城來看夏鼐，他們同為清華大學同學，李君出示陳寅恪先生來信，意興蕭條，有集句對聯(lián)曰：“今日不知明日事；他生未卜此生休。”下聯(lián)為李商隱句。可知陳先生對時局的憂慮之情。

　　夏鼐對甘肅學者很為尊重。夏鼐到賢后街五泉圖書館，訪《隴右金石錄》的作者、省參議會議長張鴻汀。張聽到夏鼐發(fā)現(xiàn)晉碑、漢簡，頗為欣喜， 出示臨洮周炳南所藏漢簡釋文，讓夏鼐抄錄一份，并寫信介紹蘭州文化界人物。后來，夏鼐去臨洮考古，張鴻汀曾寫信修介紹臨洮文化界人士。夏鼐在臨洮抄錄古碑，成《臨洮訪碑錄》，并入《隴右金石錄補正》，為張鴻汀的名作增色。

　　夏鼐往下東關(guān)（今慶陽路東段）求是齋，拜望著有《甘寧青史略》40冊的慕少堂，慕“年已73歲，精神矍鑠。接談之下，對于發(fā)現(xiàn)漢簡、晉碑皆感興趣。關(guān)于敦煌張義潮、曹議金二人事跡，居云《續(xù)宏簡錄》末卷有傳”。次日，即將慕少堂托查“光化三年封張承奉”一事出處，從《舊唐書·昭宗本紀》抄錄后奉送。

　　夏鼐到西北大廈拜訪數(shù)學史家、隴海鐵路副總工程師，晤談頗久。李儼想觀看漢簡，想從中尋覓得數(shù)學史材料。也想尋找唐代花磚拓本，以研究幾何花紋。次日，夏鼐將漢簡及發(fā)掘照片交李儼觀看，頗為贊賞。

　　1945年6月24日午，夏鼐赴蘭州清華校友會聚餐，下午寫《敦煌藏經(jīng)洞啟封的年代》，晚間蘇瑩輝來取走，后刊登在《西北日報》副刊“西北文化”上。

　　12月18日，夏鼐一行圓滿完成西北考察團任務(wù)，乘西北公路局汽車，裝載65箱加封條的文物箱子，經(jīng)東崗鎮(zhèn)，返回四川。

　　□鄧 明 文/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