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2年4月21日，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反貪污條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》頒布

在“三反”運動中，劉青山、張子善被判處死刑（資料圖片）

　　新中國成立初期，面對國外敵對勢力的封鎖打壓以及國內百廢待興的復雜局面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，提高黨員干部的素質、能力，積極防止和克服黨內的消極腐化現象和不良傾向，成為黨執(zhí)政后的一項緊迫任務。通過組建專職反腐敗機構，開展整黨整風和“三反”“五反”運動，對全黨進行全面的思想教育，堅決肅貪整紀，整頓黨的隊伍，純潔了黨的組織，凈化了社會風氣，形成了清正廉明的黨風政風，并帶動了社會風氣煥然一新。

　　建立反腐敗機構，堅定不移推進反腐敗斗爭

　　1949年10月1日，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告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經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斗，中國人民終于迎來了勝利的曙光，中國人民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的主人。

　　隨著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，從全力領導革命戰(zhàn)爭轉移到全力領導和平建設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敏銳地意識到，執(zhí)政地位和執(zhí)政環(huán)境的變化，使黨面臨脫離群眾乃至腐化變質的危險。

　　毛澤東指出，腐敗現象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基本亂源，本質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行徑，會引起群眾的不滿情緒，甚至可能引發(fā)“第二次革命”，導致干部“霸王別姬”、黨和國家改變顏色。正如鄧小平后來所講：“毛主席在革命勝利后再三強調這個問題，這是看得很深很遠的。”

　　為了加強黨內監(jiān)督工作，新中國成立伊始，中共中央就將建立各級黨內監(jiān)督機構和強化監(jiān)督制度的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。

　　1949年11月，中共中央作出《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》，宣布在中央和地方建立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。《決定》明確了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任務與職權，對組織地方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具體規(guī)定。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之下工作。經中央決定，朱德、王從吾、安子文、劉瀾濤、謝覺哉等11人為委員會成員，朱德任書記，王從吾、安子文任副書記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在政務院下設中央人民監(jiān)察委員會，在縣市以上的各級人民政府，設立人民監(jiān)察機關，以監(jiān)督各級國家機關和公務人員是否履行其職責，并檢舉其中之違法失職的機關和人員。中央人民監(jiān)察委員會于1949年10月19日成立，譚平山為主任。

　　到1950年底，全國大部分縣以上黨委都建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，各級紀委均設立了相應的辦事機構。到1952年10月，全國專職紀檢干部有2800人，到1954年底，發(fā)展到7200多人。

　　1953年6月，全國共建立439個人民監(jiān)察機關，專職和兼職監(jiān)察干部達17000人左右。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各級人民監(jiān)察委員會密切配合，同黨和政府內的貪污、浪費和官僚主義等現象，進行了嚴肅的斗爭。高崗、饒漱石事件發(fā)生后，行政監(jiān)察機構又進一步增強。1954年9月全國一屆人大一次會議決定設立國家監(jiān)察部，由錢瑛任部長，以代替原中央人民監(jiān)察委員會。

　　1954年1月，中共中央制定了《關于處分黨的組織及黨員的批準權限和手續(xù)的規(guī)定》，對紀律處分的程序、批準權限、取消處分等問題都作了具體規(guī)定。中央紀委制定了《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于處理控告、申訴案件的若干規(guī)定》，就黨員或群眾向組織控告申訴案件的范圍、原則、批準權限及結案手續(xù)等問題作了明確規(guī)定。

　　上述兩個規(guī)定，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在執(zhí)行紀律和維護紀律方面第一次作出的較系統(tǒng)的成文的專門規(guī)定，對于正確開展紀律檢查工作產生了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開展整黨整風，堅決懲治貪污腐敗分子

　　新中國成立時，中國共產黨已是擁有450萬黨員的大黨。其中，絕大多數黨員和黨組織是好的，但部分新黨員、新干部缺乏思想教育和黨內政治生活鍛煉，部分老黨員、老干部革命意志衰退，滋長了個人主義、享樂主義和官僚主義作風，部分地方還存在黨組織成分不純的問題。

　　針對這種情況，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發(fā)出《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》，要求在全黨全軍進行一次整風運動，嚴格地整頓全黨作風，首先是整頓干部作風。整風的主要任務是，提高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，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，改善黨和人民的關系。

　　整風運動到1950年底基本結束，取得了預期的效果。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作出以3年時間進行整黨，對黨的基層組織有計劃、有準備、有領導地進行一次普遍整頓的決定，以解決黨的基層組織中存在的思想不純、成分不純和作風不純的問題，進一步純潔黨的隊伍、健全黨的組織、提高黨的戰(zhàn)斗力。

　　整黨整風運動中，全國有32.8萬人離開黨的組織，其中23.8萬名異己分子和貪污腐化分子被清除出黨。107萬人被吸收入黨。至整黨結束時，全國共產黨員人數達636.9萬人。

　　在整黨進行過程中，全國同步開展了反貪污、反浪費、反官僚主義的“三反”運動及反對行賄、偷稅漏稅、盜竊國家財產、偷工減料、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“五反”運動。在“三反”期間，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十分重視對大案要案的處理，親自在文件上作批示，要求嚴厲懲處，絕不容情。群眾把貪污分子比作“老虎”，把打擊貪污分子叫作“打老虎”或“打虎”。

　　天津地委原書記劉青山、天津專區(qū)原專員張子善貪污案就是“三反”運動“打老虎”的典型案例。

　　劉青山、張子善都是經歷過土地革命、抗日戰(zhàn)爭和解放戰(zhàn)爭嚴峻考驗的老干部。二人進城后，卻經受不住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，大肆利用職權貪污公款171億余元（舊幣，下同），貪污、揮霍3.78億元，腐化墮落蛻變?yōu)槿嗣竦淖锶?。最終，黨中央批準了對劉青山、張子善判處死刑。

　　在處理這一案件時，曾有人以二人都是有貢獻、有影響的領導干部為由替其說情，毛澤東的回答是：只有處決他們，才可能挽救20個、200個、2000個、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。

　　處決劉青山、張子善的決定，當時對全黨起到了振聾發(fā)聵、扶正祛邪的效果。新中國成立初期，我們黨從嚴懲處自己隊伍中的貪污腐化分子，有效遏制了腐敗蔓延的勢頭，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清正廉明的黨風政風打下了堅實基礎。

　　教育與制度并重，增強黨的凝聚力戰(zhàn)斗力

　　毛澤東在每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，都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，加強思想改造，努力提高理論水平和政治覺悟，用無產階級思想去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特別是小資產階級思想，從而提高黨員干部隊伍的素質和黨組織的純潔性戰(zhàn)斗力。

　　集中開展整黨整風運動，就是針對全黨存在的錯誤行為和不良作風，有目的、有計劃地開展經典著作、黨內文件和報告的集中學習活動，同時組織黨員干部聯系思想和工作實際情況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，以達到統(tǒng)一思想、提高認識、增強黨的凝聚力戰(zhàn)斗力的目的。

　　抓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，毛澤東特別強調，要學會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強有力的思想武器，采取“懲前毖后，治病救人”的方針，利用“團結—批評—團結”的方式，遵循“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；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；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”的原則，以達到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目的。

　　毛澤東認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，“應將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調查分析和表揚，使全黨都向這些好的典型看齊，發(fā)揚正氣，壓倒邪氣。”新中國成立后，先后樹立了雷鋒、焦裕祿等公而忘私的榜樣，倡導全國人民尤其黨員干部向先進人物學習。

　　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不僅是廉潔奉公的倡導者，更是身體力行的踐行者。他們嚴于律己、率先垂范，一身正氣、兩袖清風，在全黨全軍產生了良好的示范效應，帶動全黨、全社會形成一股以廉為榮、干部帶頭的黨風和民風。

　　新中國成立后，毛澤東十分重視廉政法規(guī)制度建設。他在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草案說明稿的批語和修改》中指出：“現在為了對貪污分子和盜竊分子分別予以懲治，為了鞏固‘三反’和‘五反’運動已得的勝利，并繼續(xù)和一切貪污與盜竊行為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，制定一個法律就是完全必要的了。”

　　1952年4月21日，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反貪污條例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》頒布。該條例共有18項懲治貪污的條款，根據“嚴肅與寬大相結合、改造與懲治相結合”的方針，對貪污罪的概念以及如何量刑作出明確界定，為當時“三反”運動取得勝利提供了堅強保障，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系統(tǒng)性反貪法律，成為后來我國制定此類法律的重要參考依據。

　　這一時期，黨和政府制定頒布的法規(guī)還有《懲戒違法失職公務員暫行條例》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獎懲條例》《中央關于處理小貪污分子的五項規(guī)定》《中央關于處理貪污浪費問題的若干規(guī)定》《中央節(jié)約檢查委員會關于追繳貪污分子贓款贓物的規(guī)定》等，這些法規(guī)初步系統(tǒng)規(guī)定了貪污賄賂的一系列罪名及量刑標準等，標志著反對貪污腐化的斗爭逐步走上了法治化軌道。（王守憲 甘超遜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