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事萬端，惟守“公”而已。公器不可私用，公權不可私行，這是為政者應有的原則和底線。

　　何為公？用古人的話說，即理官事則不營私家，在公門則不言貨利，當公法則不阿親戚，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。古代的為政者，一直把“人臣之公”看得很重。

　　《臣軌·公正》一文寫道：“理人之道萬端，所以行之在一。一者何？公而已矣。唯公心可以奉國，唯公心可以理家。公道行，則神明不勞而邪自息；私道行，則刑罰繁而邪不禁。”這句話告訴我們，只有公平無私才可以侍奉國家，只有公平無私才可以治理家室。如果公器私用，雖然刑罰繁重，奸邪也禁止不住。

　　有兩個歷史故事耐人尋味。

　　其一，南宋詩人周紫芝在《竹坡詩話》中記載了“公燭無私光”的佳話。李氏家族有一人為官清廉，公私分明。一天，他正在燭光下辦理公務，有人送來一封家書。他當即滅掉公家的蠟燭，點燃自家的蠟燭。因為在他看來，公家的東西一絲都不能侵占，公與私之間不能越雷池半步。

　　其二，《舊唐書·蕭仿傳》載有蕭仿公物不入私門的細節(jié)。蕭仿曾任廣州刺史和嶺南節(jié)度使，他生性廉潔自守、公正嚴明。南海地區(qū)雖盛產(chǎn)各種奇珍異寶，但他“月俸之外，不入其門”。一次，家里人生了病，大夫配藥，需要一味烏梅入藥，下人到公廚中拿了一些，蕭仿知道后下令歸還，并催促他們到市場上去買。

　　不用官燭看家書，不占公廚里的烏梅，這樣的事看起來是小事，實則包含著為政者如何對待公器的問題。為政者往往擁有一定的權力，可以支配一些公共資源。須知，這些權力皆是用來為公眾服務，為民造福的；公共資源也是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的。倘若公權私用、公器己用，就會背離為政的初衷、遠離為政的方向，把權力和公器變成自家的“私有物”。這樣的為政者缺少一顆公心，自然不會奉公守法，更不可能奉國為民。

　　歷史上凡是千古流芳的為政者，大都公權公用、為民造福。反之，那些遺臭萬年的為政者，無一例外地公權為私、公器私用。

　　清官包拯，不畏權貴、不徇私情，公正嚴明、鐵面無私。和包拯同朝為官的任弁，時任汾州知州，利用自己的職權，讓當?shù)厥勘o他干私活。士兵們不是被吩咐織造緞匹，就是被命令干一些雜務。后來任弁的這種行為被人告發(fā)。根據(jù)宋朝的法律，他犯了公器私用的罪。面對各種請托，包拯不為所動，堅持判其為大罪，最終將任弁發(fā)配充軍。包拯因維護公器而名垂千秋，而任弁只能被掃進“歷史的垃圾堆”。

　　陳執(zhí)中曾在宋仁宗時任宰相。他之所以被上下所看重，就在于他堅持以國家為重，從不用權力謀取一己之利，決不允許以私義害公器，不容忍“一人得道，雞犬升天”的事在他身上發(fā)生。一天，他的女婿找他想為自己安排一個好差事，陳執(zhí)中果斷拒絕，“官職是國家的，并不是個人居室抽匣中的東西可以隨便取用。你雖是我的女婿，但也不能把官職作為私人財物那樣輕易拿取。”陳執(zhí)中可以說深知公器不可私用的道理，真正做到以公心理家、以公道奉國。

　　宋人朱熹說得好：“官無大小，凡事只是一個公字。若公時，做得來也精彩。便若小官，人也望風畏服。若不公，便是宰相，做來做去，也只得個沒下梢。”共產(chǎn)黨人一定要有更高的境界，一定要講大公無私、公私分明、先公后私、公而忘私，堅決反對公器私用、權力濫用。只有一心為公、事事出于公心，才能坦蕩做人、謹慎用權，光明正大、堂堂正正。（作者 桑林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