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南方多事以來，日夕憂汝。得昨日遞中書，知與新婦、諸孫等各安，守官無事，頓解遠想。吾此哀苦如常。

　　歐陽氏自江南歸明，累世蒙朝廷官祿，吾今又被榮顯，致汝等并列官裳，當(dāng)思報效。偶此多事，如有差使，盡心向前，不得避事。至于臨難死節(jié)，亦是汝榮事，但存心盡公，神明亦自佑汝。慎不可思避事也。

　　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，吾不闕此物，汝于官下宜守廉，何得買官下物？ 吾在官所，除飲食物外，不曾買一物。汝可安此為戒也。

　　已寒，好將息。不具。吾書送通理十二郎。

　　——【宋】歐陽修《與十二侄（通理）書》

　　【小識】

　　宋朝，一變唐朝尚武之風(fēng)，士大夫地位之高，歷代罕見。經(jīng)過唐代的科舉制和五代的掃蕩，豪門已經(jīng)不見，官員選拔基本都來自科舉制，而且宋代的皇帝也非常重視科舉，對狀元及第者給予很高的榮耀。尹洙說：“狀元及第，雖將兵數(shù)十萬，恢復(fù)幽冀，凱歌勞還，獻捷太廟，其榮亦不可及矣！”因此，宋代的名臣顯宦，都很重視讀書致仕。朱熹甚至說：“居今之世，使孔子復(fù)生，也不免應(yīng)舉。”家訓(xùn)的繁榮，也是自然之理。

　　與歐陽修合撰《新唐書》的宋祈，在給兒孫的家訓(xùn)里說：“要得數(shù)百卷書在胸中，則不為人所輕誚矣。”日本學(xué)者內(nèi)藤湖南提出的唐宋之變，也頗有道理。他在《概括的唐宋時代觀》中說：“唐代是中世紀的結(jié)束，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。”唐代依然是貴族文化占上風(fēng)，到宋代，經(jīng)過幾百年的科舉制和對豪門的打壓，基本消滅了貴族，滿朝皆是科舉出身的士大夫了。唐代的貴族可以憑借自己顯赫的家世而自豪，宋代的士大夫，卻只能以學(xué)問立身了。因為宋代統(tǒng)治者與士大夫共治天下，所以，宦官、外戚、武人等擅權(quán)的情況，就很少出現(xiàn)。士大夫這個群體，基本是科舉出身，而且大都還是孤寒人家，所以，他們只能依附皇室，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威脅到統(tǒng)治者。所以，士大夫這個階層非常忠于皇室，從無二心。可以說，宋代科舉徹底取消了門第限制，不管哪個階層，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，進入仕途。

　　歐陽修生于一個小官吏家庭，四歲喪父，寡母鄭氏嘔心教育，終成一代文宗。所以，他深知學(xué)習(xí)的重要性。在給二兒子歐陽奕的書信中，他說：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學(xué)，不知道。然玉之為物，有不變之常德，雖不琢以為器，而猶不害為玉也。人之性因物則遷，不學(xué)，則舍君子而為小人，可不念哉？付弈。”在這里，他引用《禮記》的話，并進了一步，認為玉和人還不一樣，玉即使不雕琢，它還是玉，但人就不一樣了。不學(xué)習(xí)，就會淪落為小人。因為“人之性，因物則遷。”

　　但是，我們一定要明白，古人主張讀書，不僅是為了功名，更多的是為了成就這個人，最后報效祖國。歐陽修給十二侄歐陽通理的這封信，就是如此。寫這封信時，歐陽通理正在廣西象州縣擔(dān)任司理。司理，是州級屬官，主管刑獄。其時，廣西壯族首領(lǐng)儂智高起兵反宋，一路東進，象州正在平叛前線。因此，歐陽修一開始就說：“自南方多事以來，日夕憂汝。”他擔(dān)憂侄兒的安危，說接到書信后，知道一切均安，新婦、諸孫都好，“頓解遠想”。但他接著說，我們歐陽家族幾代都受皇朝大恩，一定要“當(dāng)思報效”，鼓勵侄兒努力破敵，殺身成仁。他說：“偶此多事，如有差使，盡心向前，不得避事。”這話已經(jīng)說得很厲害了，作為高官，國難當(dāng)頭，沒有濫用權(quán)力把自己的侄兒調(diào)離，還希望他“盡心向前，不得避事。”甚至他還說：“至于臨難死節(jié)，亦是汝榮事，但存心盡公，神明亦自佑汝。慎不可思避事也。”這種境界，真是千古之下，讓人感佩。“臨難死節(jié)”，擲地有聲，后世只想榮享高位，而竭力“避事”之人，不知面對此言，內(nèi)心有愧疚乎？想起當(dāng)年讀《高山下的花環(huán)》，深有古今之慨。

　　接著，他告訴侄兒不要給自己買東西。大概歐陽通理來信中提到要給叔叔買朱砂，所以，這里歐陽修特別訓(xùn)誡“汝于官下宜守廉”，要廉潔呀，不要買這些閑物了。并告訴侄兒，自己為官一生，“除飲食物外，不曾買一物。”

　　歐陽修的散文紆徐委備，悠游有余，讓人可以看出他的從容閑淡。但作為一位高官，他也有嚴厲、不茍且的一面。這篇家信，就可以看出來。他還有一篇《與高司諫書》，文辭犀利，理正詞嚴，直斥左司諫高若訥“是足下不復(fù)知人間有羞恥事爾”?？鬃诱f：“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”歐陽修，可謂“大臣”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