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修文： 貼切是創(chuàng)作時唯一雄心

　　□本報記者 楊雅蓮 實習生 關(guān)啟睿

　　讀《致江東父老》，就像和記憶中熟悉的老友重逢，抑或再次經(jīng)歷一件件往事。這種記憶，也許很容易記起卻又很容易被遺忘在某個角落，但它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日漸淡忘，反而會在某一特定的時刻愈加清晰，它更像是流淌的小溪，先有波濤洶涌般的震動，后是纏綿悱惻的追憶。

　　創(chuàng)作《致江東父老》時，李修文運用了戲劇、電影、音樂、小說等元素及多種文體，為散文注入全新可能。李修文的《山河袈裟》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，然而《山河袈裟》之后，李修文花了很長時間來想“寫什么和怎么寫”，最終，他決定重回楚文學的源頭。“我下意識的念頭是，要寫一種有中國之氣的文章，也許，這些文章在今天更適合放置在‘散文’這個籃子里。另外，創(chuàng)新不是寫作的迫切需求，貼切才是，所以，接下來不管寫什么，建立一個貼切的美學世界才是最重要的。”在接受《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》記者采訪時，李修文說。

　　談及書中的人物及故事，李修文認為，一切都是命運使然，生活和寫作是互相袒露、互相印證的，忠誠于自己的遭遇，才能進而召喚一種忠誠于遭遇的個人美學。書中一個個鮮活的人物，正是蕓蕓眾生的縮影。李修文沒有以旁觀者的身份跳出，而是用心去打磨每一個人物、每一個故事，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產(chǎn)生共鳴——仿佛書中的人物就是自己身邊的某位朋友甚至是某一階段的自己，小說通過不斷地向命運抗爭經(jīng)歷，給人以振奮的力量。

　　李修文告訴記者，《致江東父老》的寫作時間和《山河袈裟》一樣，持續(xù)了差不多10年之久，“貼切”是他在寫作這本書時唯一的雄心。但是，為了盡可能地貼切，幾乎每寫一篇小說，都會花費他很多精力去思考其表現(xiàn)形式，比如《猿與鶴》里不斷轉(zhuǎn)換的敘述視角，又比如《我亦逢場作戲人》里的說書人視角，這都是創(chuàng)作時最大的難度。

　　在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李洱看來，李修文的《致江東父老》將中國文學中熱烈、蒼涼、悲愴的抒情氣質(zhì)，表現(xiàn)得特別充分，作者通過“江東父老”這個詞，通過地域的文化感受，和歷史建立一個通道，重建了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(tǒng)，“李修文的寫作，為散文這種文體開創(chuàng)了新的方向”。

　　“今天有太多散文在講風花雪月，但《致江東父老》里，寫的是戈壁灘、甘蔗林、蘋果樹、敦煌、沙漠，是民間藝人、退伍士兵、過氣演員，是大山大河、人間百態(tài)，和無數(shù)的人和遠方在一起，這才是真正散文的氣象。”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莉認為，《致江東父老》寫到人心深處、寫到民間深處，是一部試圖重建中國散文的高度、深度和溫度的書。

　　近年來，散文成為讀者閱讀的一大熱點。李修文卻認為，散文這個文體概念，也存在諸多被冒犯的可能，比如那些成為熱點的雞湯散文，是最應(yīng)警惕的。“散文在今天這個時代的主體性是什么？我們又有哪些可能的方法和路徑來解決？那些關(guān)于散文的套路、說辭，是否有可能被作者通過創(chuàng)造來完成檢討……”對此，李修文特別希望更多地出現(xiàn)一些不那么熱點但卻切實地在對散文本身的探討、實驗的作品，“我認為對一個寫作者來說，多關(guān)注此類問題可能比關(guān)注熱點散文更具意義”。

　　文學創(chuàng)作之余，李修文亦涉足影視創(chuàng)作，他曾擔任電視劇《十送紅軍》編劇、電影《瘋狂的外星人》監(jiān)制。對此李修文坦言，編劇、影視監(jiān)制的身份，對自己的小說創(chuàng)作影響很大。比如，不再害怕在寫作之前對他人講述要寫的故事，因為涉足影視必須要有給任何人講故事的本事。“影視行業(yè)的從業(yè)經(jīng)歷極大擴充了我的生活疆域，使我將一己之見和闊大山河與無邊草木建立了最真切的、命運基礎(chǔ)之上的聯(lián)系，這種聯(lián)系重新塑造了我。”李修文說。

　　談及未來的創(chuàng)作計劃，李修文告訴記者，原本打算完成一部小說集和一部散文集，但是最近他由于接受一部電視劇的邀約，個人創(chuàng)作計劃不得不隨之稍作調(diào)整，“不過我最近寫小說的熱情特別高漲，愿望也極其迫切，現(xiàn)在看來，至少能完成小說集的大部分作品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