認識中國文化的一個潛力無窮的窗口（文學聚焦）

部分魯迅作品英譯本 徐 強攝

　　·就方法論而言，新世紀以來英語世界的魯迅研究專著和傳記各有側(cè)重，但都可以歸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范式中

　　·魯迅不僅是世界級文豪，而且是一種文化現(xiàn)象。研究這一現(xiàn)象，挖掘“魯迅精神”和“民族魂”的內(nèi)涵，不僅具有學術(shù)和學科意義，也是認識中國文化的一個潛力無限的窗口

　　早在1927年，美國學者巴特勒特（Bartlett）就在美國《當代歷史》上發(fā)表《中國革命的思想界領袖們》一文，積極評價魯迅的《阿Q正傳》《風波》和《狂人日記》等短篇小說，開創(chuàng)了西方魯迅研究的先河。此后幾十年，魯迅研究雖未停止，但始終表現(xiàn)平淡，整體研究成果并不豐富。截至本世紀初，僅有浦嘉珉（James Reeve Pusey）和寇志明（Jon Eugene von Kowallis）等人出版的專著和其他幾位學者的博士論文，研究主力幾乎是清一色的華裔學者。

　　新世紀以來，魯迅研究在英語國家呈現(xiàn)突破性進展——除發(fā)表大量魯迅研究論文外，自2002年起，英語國家的多家著名大學出版社出版魯迅研究專著8本，傳記2本，作為中國文學巨匠的魯迅，在海外學界影響力不斷提升。

　　西方挖掘“魯迅精神”和“民族魂”內(nèi)涵

　　長期以來，西方魯迅研究的范圍十分狹小，主要集中于他的前期作品，尤其是短篇小說，很少涉及散文和雜文，迴避左翼時期的魯迅及其作品。如今態(tài)勢已大為改觀。國際知名的澳大利亞魯迅研究學者黃樂嫣（Gloria Davies）2013年出版《魯迅的革命：動亂時代的寫作》，從文學、語言和思想三方面，集中研究魯迅后期（1927年-1936年）的散文和雜文作品，深入挖掘其中表現(xiàn)的人民性。哈佛大學哲學教授伊維德（Wilt Idema）研究對比歷代作者對《莊子·至樂》的改編后，認為魯迅的《起死》與《故事新編》中收錄的其他故事意旨相同，都是妙用典籍之作。《起死》以戲劇的形式和情節(jié)，辛辣諷刺當時知識界不切實際的空談做派。

　　愛丁堡大學教授杜博妮（Bonnie S. McDougall）出版《情書與現(xiàn)代中國的隱私文化：魯迅和許廣平的感情生活》，不僅從文學的角度分析《兩地書》的體裁、形式、風格和內(nèi)容，還對比中國和5個英語國家的隱私文化，以比較文化的視角還原了以“民族魂”為核心的魯迅精神及其人道主義者形象。加拿大學者保爾·福斯特（Paul Foster）2007年出版長達400多頁的《阿Q譜系考古學》，以文學分析為主，結(jié)合話語分析和其他文化研究方法，圍繞百年來阿Q形象的嬗變，穿梭于中國現(xiàn)當代文學和歷史。

　　英國學者卜立德（David E. Pollard）、杰里米·譚布林（Jeremy Tambling），加拿大學者溫迪·拉爾森（Wendy Larson）、傅佛果（Joshua J. Fogel），美國學者鄭愛玲（Eileen J. Cheng）、卡羅琳·布朗（Carolyn Brown）等人的研究專著，也從不同角度廣泛深入挖掘魯迅其人其文的思想價值與藝術(shù)成就。除鄭愛玲外，這些學者母語均為英語，并來自多個國家，其中還有像羅琳·布朗這樣的非洲裔美國學者。這說明魯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國一域，而是在英語國家受到更廣泛關注。

　　魯迅的價值被西方重新發(fā)現(xiàn)

　　隨著魯迅研究在對象上的拓展和研究者隊伍的壯大，相關研究方法也實現(xiàn)了突破，魯迅的價值日益被西方學術(shù)界重新發(fā)現(xiàn)。

　　杰里米·譚布林運用語言學、話語分析以及巴赫金對話和復調(diào)理論研究魯迅小說，認為魯迅使用白話文創(chuàng)作，其意義與但丁棄用拉丁語而改用意大利語創(chuàng)作《神曲》，有異曲同工之處，并認為《吶喊》中的每一個短篇都創(chuàng)造了一種特殊的“聲音”，每部作品都有“復調(diào)”效果，對中國短篇小說的發(fā)展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換句話說，在杰里米·譚布林看來，魯迅的創(chuàng)作為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的發(fā)展提供了一種話語結(jié)構(gòu)和形式，具有開拓性意義，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，魯迅可比肩但丁。

　　卡羅琳·布朗細讀《吶喊》和《彷徨》，運用榮格的人格理論，尤其是“真我”“自我”“原型”“陰影”和“人格面具”等理論，結(jié)合魯迅生平和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，進行魯迅“思想的深層解構(gòu)”，建構(gòu)魯迅的心理、人格和精神結(jié)構(gòu)，進而揭示現(xiàn)代中國作家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結(jié)構(gòu)。這本專著甫一出版，即好評如潮，文學界和心理學界一致認為布朗不但實現(xiàn)了文學跨學科研究的可行性，而且實現(xiàn)了方法論的突破和創(chuàng)新，將魯迅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。

　　就方法論而言，新世紀以來英語世界的魯迅研究專著和傳記各有側(cè)重，但都可以歸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范式中。文化研究克服了文學本體論和純審美研究的局限，學者們結(jié)合社會學、政治學、人類學、心理學和文化學等學科理論，以各學科中的文化關鍵詞為語境，以世界文學、文化、思想史和歷史為視野，重估魯迅在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發(fā)展史以及中國現(xiàn)代化進程中的作用，重新認識魯迅、發(fā)現(xiàn)魯迅、評價魯迅，取得了一系列新發(fā)現(xiàn)。黃樂嫣認為：“從名望、震撼力和恒久的（讀者）敬仰等幾方面考量，魯迅文學的國際影響可以媲美馬克·吐溫、莎士比亞、歌德和托爾斯泰。”其他學者還將魯迅和狄更斯、奧威爾、卡夫卡等世界文豪相提并論。這樣的評價不僅客觀而且符合事實。

　　本世紀英語國家的學者運用比較文學、比較文化和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，將魯迅研究從以審美為主轉(zhuǎn)向以文化研究為主，認為魯迅不僅是世界級文豪，而且是一種文化現(xiàn)象。通過研究這一現(xiàn)象，可以挖掘“魯迅精神”和“民族魂”的內(nèi)涵，進而認識和了解中國人的內(nèi)在精神。魯迅研究熱潮不減，研究魯迅不僅具有學術(shù)和學科意義，而且是認識中國文化的一個潛力無限的窗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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