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那個小島上沒有四季，陽光永遠兇猛異常，好像離太陽一步之遙。在這個島上待久了，便能看到，長成各種形狀的時間正在那里走來走去地閑逛……”

　　這是一個發(fā)生在孤島上的故事——80后作家孫頻今年夏天出版的新作《我們騎鯨而去》，寫于疫情尚未發(fā)生之前。她覺得人的本質(zhì)就是這樣，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。寫作十二年，是小說乃至文學讓她找到“一種愈合自己的方式”。

　　關(guān)于對“文學影響了我”這個話題的討論，又延續(xù)到丹桂飄香的十月，在桂林舉辦的一場名為“秀峰文學論壇”上，孫頻再次談到，“文學可以幫我抵擋世俗生活中比較猥瑣、丑陋的東西，讓我擁有一些光亮”。

　　鑄造法器

　　同為80后的女作家笛安，19歲開始發(fā)表第一篇小說。過了30歲，她偶爾會思考：“如果當時沒有選擇寫小說，我還能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，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？”

　　答案是，非常榮幸成為一個寫故事的人。

　　在笛安的理解中，故事是人類經(jīng)驗的最大公約數(shù)，從懵懂的幼童期開始，在不同的世界，不同的角落，人類經(jīng)歷了各種各樣的生老病死、悲歡離合。但對于人生各種各樣的經(jīng)驗，其中總有一些共通的東西。“所謂故事，就是儲存這些共通經(jīng)驗的、類似于法器一樣的東西。”

　　“文學是在不同的時空中和來自不同時空的讀者能產(chǎn)生交集、產(chǎn)生共情的一個好辦法，就是碰撞到共通的經(jīng)驗，而這很大一部分是故事來完成的。”寫作十多年，她越來越理解自己所從事的工作。

　　“也許在幾十年后，上百年后，有一個人偶然在故事堆里面發(fā)現(xiàn)了我寫的東西，然后說他能懂——我認為這是每一個作家的夢想，說明鑄造的這個法器是管用的！”“在不同的時空長河里面，對另外一個未知地方的未知生命，對于某個陌生人來說，它是管用的——這讓我覺得是一件非常迷人的事情。”

　　評論家李敬澤在跨越千年的時空長河中，找到了詩人杜甫。

　　疫情期間，他與相距不到三公里的父親，近兩個月不得相見。這時候，翻到杜甫的詩，當詩人在離亂之中忽然遇到老朋友，于是寫道“人生不相見，動如參與商”，感慨相見不易。

　　慢慢讀下去，你會覺得杜甫寫的不是千年前的事，而是我們現(xiàn)在的事。“就是我們當下的心事。”李敬澤說，那是每個人和親人之間，既脆弱又親切的那種惦念、互相遙望，在經(jīng)歷了惦念和遙望之后，終于見到一面，以及見面之后那種深沉的情感。“千年前的杜甫還在陪伴著我們，不僅陪伴我們經(jīng)歷人生明媚的日子，也陪伴我們經(jīng)歷人生的風雨。”

　　文學是人生痕跡，也是對時光的挽留　　

　　文學森林

　　廣西籍作家東西是60后，寫過多部作品，其中不少被改編成影視劇。他自我調(diào)侃，“如果文學是柴火的話，我可能就是熏肉了。”

　　有人說凡是寫作者心里都是有病的。怎樣治療自己？于東西而言，年歲增長，文學反而成了一種治療方式。

　　“剛開始寫作的時候，可能是逃避寂寞、逃避孤獨，要鉆到作品里來填充虛無的東西。最后發(fā)現(xiàn)是逃避現(xiàn)實、逃避自己，希望看到另外的人生，來彌補我們沒有經(jīng)歷或者不知道的人生。”他慶幸跑到了文學森林之中。后來隨著寫作的認知、閱讀的認知，文學教會他認識別人，也認識自己。

　　“除了我這樣的人之外，還有千千萬萬和我不一樣的人。我把自己寫明白了，但也寫糊涂了，這就是文學的力量。當這種力量不僅影響我，同時我的作品又與讀者產(chǎn)生了共鳴，或者影響了他時，文學的作用就發(fā)揮了。”東西表達了文學中極為重要的主題，“這個過程讓我們建立了一種更加寬容的、理性的，或者說堅強的人生觀，甚至影響到我們?nèi)绾握J識別人、認識自己，以及怎么去面對世界。”

　　70后作家弋舟有相似的感悟。他自認是個有人格缺陷的人，脾氣不好，經(jīng)常會和妻子爭吵。寫了20多年，夫妻關(guān)系才變得越來越和諧。“文學改變了我個人的生活。我們能夠理解筆下的人物，就不能夠理解我們現(xiàn)實生活的親人嗎？”

　　有人問他，當作家最重要條件是什么？弋舟使勁地想，很誠實地回答，“要有巨大的理解他人愿望和巨大的理解他人的能力，這是作為作家的核心要求。”

　　在弋舟看來，文學帶給我們主動面對世界的能力。“當遭遇事物的時候，我們可以是主動給判斷、下定義、去命名世界的一個人。”

　　精神光芒

　　趙柏田的寫作生涯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，坐標是浙江的一個小縣城。20多年過去了，這些人成了文學的失蹤者。“我還是會懷念他們，懷念這些失蹤者。”

　　他有時候會自問，一個人選擇了寫或者選擇不寫，到底誰會生活得更好一些？當回到那個縣城，跟那些朋友們見面時他發(fā)現(xiàn)，他們活得不壞但又不怎么好。“就像我現(xiàn)在一樣，也是這樣一種不好不壞、中間狀態(tài)的生活，就是一個平庸者的生活。”

　　“它讓我的生命變得充實，我的靈魂實時感覺踏實。”出生在上世紀60年代末的趙柏田，堅定認為文學對他的人生產(chǎn)生了重要影響，“文學能讓我對美保持敏銳，甚至在美的事物面前保持一種謙卑，我覺得在這個意義上，我有理由讓它陪伴一生。”

　　孫頻也會自問，如果有一天不能寫作了，或者不讓寫作了會怎么樣？

　　“那將面臨著與現(xiàn)實世界赤裸裸地相對”，她為此痛苦，甚至覺得恐懼，“好像我在這個世界上將會失去一個能容納我的安身之地。”

　　“人生會經(jīng)歷一些暗黑時刻，可是你會非常努力的、非常艱難的朝著理想的人格一點點去靠近，這個過程別人可能體會不到，但在漫長寫作中，真的是能感覺到這種來自于精神力量的光芒，是可以照亮一個人的。”她慶幸遇到寫作這種適合她的生活方式。

　　不管是多么美好、多么充實的生活，你在經(jīng)歷它的時候，它也正在逝去。

　　“但文學變成了生命的一個遺存、變成人生的一個痕跡、變成對時光的一個挽留、變成對你所經(jīng)歷的一切的紀念。”今年86歲的作家王蒙如是說。（方寸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