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學伴你遠航——追憶章開沅先生

　　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（1926.7.8—2021.5.28）

　　【光明書話】

　　一個史學大家走了。章開沅先生離世當天，我接到許多朋友為之惋惜的電話和微信。那一刻，我也正沉溺于悲慟之中。

　　我與章開沅先生之交，屈指算來應有20多年了。得他贈書少說有幾十本，有的書，如《辛亥革命史》就有三大套。因每一次修訂增補，他總簽上大名送我。和他敘晤，向他求教，面對面地探討學術(shù)，請他作講，學術(shù)文化交流……與先生之前的各種交往，一時都涌入腦海。從章先生那里，我所獲教益，以及廣博多元的知識，浩如煙海。

　　曾記得，我在寫一本書時，他非但給予我開放式的指導，更可貴的是，他擔心我收集資料受限，特地把華中師大近代史所收藏的有關(guān)資料，請人全部復印了供我參考。

　　且在此書出版前的壬午早春，章先生很及時地為拙著送來了一篇很有意義的序，其中寫出了他獨特的見地。

　　我至今感謝章先生那篇有分量的序。由于他為此書之增色，拙著再版多次。之后，但凡我寫了什么著作，他都一如既往為我寫序。如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《川上流云》一書，章先生聞之，即也為之寫了序。章先生是百年中難得的學者，他既有自己聞名于世的專業(yè)大著，又博覽群書。同時，由于他年輕時的志向是做一個文學家，故他的文筆生動感人。在拙著《川上流云》中，章先生序的最后一段話就充溢著文氣：

　　“正是徐遲的《江南小鎮(zhèn)》驅(qū)使我回歸荻港尋根，而建智則是最先理解我并且熱情接納我的南潯鄉(xiāng)親。天寒思滯，鄉(xiāng)思纏綿，謹書此短文聊以為序。

　　于桂子山實齋，歲在甲午，年方二八。”

　　“天寒思滯，鄉(xiāng)思纏綿”這八字結(jié)尾，真有袁枚“陳郎浮竹葉，著我北歸人”之情。且年方二八，充滿了章先生那時生氣勃然之感。

　　章開沅先生是湖州荻港人，那里亦稱荻溪，因溪畔蘆葦叢生，無邊無際而得名。那樣的小村鎮(zhèn)，因得天時與地利，清代中期至民國，走出了許多實業(yè)巨頭和大學問家，尤以章氏和朱氏彰顯，遂有“九朱十三章”之傳說。章氏先祖，聚居于交通之便的大運河旁，因地少人多，大多出外謀生，雖歷經(jīng)創(chuàng)業(yè)維艱，但也成就了他們的事業(yè)。章開沅先生的祖先們，就是一代一代走向了全國，走向了世界。

　　章先生曾在《歷史尋蹤》中說：“……及至我出生之日，家道已逐漸中落，我并未看到先輩當年的輝煌。我之所以追憶往事，無非是因為這種家世對我的學術(shù)生涯有兩點影響。一是由于我祖先干臣公的事跡，誘發(fā)我研究張謇的興味，也有助于我對張謇的理解；二是由于這種紳商門第的背景，有利于我與自己某些研究對象之間的溝通，使我得以結(jié)識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們的后裔。”

　　的確，作為歷史學家的他，除了治學嚴謹、一絲不茍外，還能通過以研究中國近代史為背景，廣結(jié)國內(nèi)外學界人士，并且不斷開辟史學研究的新領(lǐng)域，并大力幫助了湖州近代史的研究。這在國內(nèi)外不能不令人格外矚目。正緣于這一點，他才能不斷地去披荊斬棘開辟一個個別人不敢嘗試的新領(lǐng)域。譬如，他很早就推動對清末實業(yè)家張謇的國際學術(shù)研討，認為辦實業(yè)是發(fā)展生產(chǎn)力、解決國計民生的重要途徑。

　　他癡迷辛亥革命史的研究，早在1978年，就創(chuàng)辦了辛亥革命史研究會，并結(jié)出宏大的研究成果。又如，當國內(nèi)學界尚未對教會大學史研究時，章先生始終認為“治學不作媚時語，獨尋真知啟后人”，就著手對這一具有前瞻性的領(lǐng)域進行了研究。為了取得第一手的資料，他毅然辭去已任了六年多的大學校長的職務，一如“躲進小樓成一統(tǒng)”，毅然奔赴普林斯頓大學，展開潛心研究。那一年，他已屆花甲之年，卻孤身客居小樓之頂層，鄰居全是歐美白人，他只能與藍天白云對話，和松鼠白鴿相伴，承擔著研究與教育的工作。為了弄清國外收藏文獻并取得這些“真經(jīng)”，第二年他又轉(zhuǎn)入耶魯大學，潛心于《貝德士文獻》的閱讀與研究。對比今日有些學者取道于比較現(xiàn)實和急功近利的浮躁治學狀況，章先生當年能耐得住寂寞的學術(shù)追求，令國內(nèi)外學界，無不肅然起敬。

　　他很早就提出，真正的學術(shù)價值必然超越國界，而為世界所認同。他自己就是這樣身體力行的人。他的弟子常說：“章師治學，大度兼大氣，立意遠大，雖有專精，決不畛域自囿。”而章開沅先生也曾說自己一生只做了三件事：其一是把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向世界，把世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引入中國。其二是將世界的教會大學史研究引入中國，將中國的教會大學史研究引向世界。其三是培養(yǎng)了一批教育人才。

　　春風化雨，潤物無聲。曾幾何時，每隔兩三年，章先生總帶著他的同事、家人來湖州，并為湖州的教育事業(yè)和人才建設提出新的思路。每看到湖州的發(fā)展，他都會高興不已，拍手稱好。我們雖不是章門弟子，但時時會被他帶進“章門之學”那深深的學海中，猶如徜徉于近現(xiàn)代史那風雨如晦、紛繁多變的世界。

　　他曾說：“工作對我來說，奉獻更重于謀生，其終極目的，則在于追求更高層次的真、善、美。唯有如此真誠，才能不趨附、不媚俗、不作違心之言。”這是章先生對自己的要求。這是他用生命之重的人生，在實踐他平生的諾言。最好的證明，是他已走過的90載人生春秋。在全國，唯有他第一個放棄了終身教授之職。一個真正有作為的歷史學家，便應是這樣大寫的人，章先生便是這樣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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